●2018年以来，全市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向好、稳中有变、稳中促转”的态势，总体表现为“降速度、优结构”的特征。

　　●“三个回落”给重庆经济带来了阵痛。没有经历真正的阵痛，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换，经济增长就无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当前重庆经济增长的回落，表明重庆正在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重庆正走在高质量发展的正确道路上。

　　重庆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长期大势来看，重庆正处在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旧动能消退的阵痛期和新动能形成的机遇期。纵观国内外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没有经历真正的阵痛，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换。“阵痛期”是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阶段。当前，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央对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剖析，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发展定力，沿着正确的道路砥砺前行。

　　一、从长期大势认识重庆经济形势——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旧动能消退的阵痛期和新动能形成的机遇期

　　2018年以来，全市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向好、稳中有变、稳中促转”的态势，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体表现为“降速度、优结构”的特征，具体体现于“三个回落”和“三个明显上升”。

　　“三个回落”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速回落。2017年一、二、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0.7%、10.5%和10.5%，保持在10%以上增长水平。而2018年一、二、三季度分别下降至7.0%、6.5%和6.3%。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回落。2017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为10.0%，而2018年1-11月累计增长速度降为7.0%，增速较1-10月下降0.5个百分点。尤其是2018年1－3月降至最低点4.5%。三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2017年1-11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9.6%，而2018年1-11月累计增长速度降为0.6%，其中10月和11月工业增加值分别下降2.5%和5.0%。分行业看，1-11月，39个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下降15.9%，电子制造业增长14.4%，装备制造业增长1.5%，化工医药行业增长4.3%，材料行业增长10.4%，消费品行业增长1.8%，能源工业增长2.4%。

　　“三个明显上升”主要因为战略性新兴产能正加速形成。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水平明显上升。当前重庆已布局智能终端、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等14个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终端领域通过实施OPPO重庆基地、VIVO重庆基地、苹果可穿戴设备等项目，全国排名前20位的手机品牌中已有8家落户。集成电路领域通过实施锐迪科集成电路设计、万国半导体功率半导体器件晶圆及封测、爱思开海力士12英寸半导体封测、超硅半导体级抛光硅片等项目，基本形成了集成电路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零部件配套全产业体系。新型显示领域通过实施京东方8.5代面板及整机、惠科8.6代面板及整机、康宁玻璃基板、中光电触控显示一体化等项目，基本形成了光学材料—玻璃基板—液晶面板—显示器件全产业体系。物联网领域通过实施海康威视安防产品基地、恒芯天际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全国车联网监管与服务公共平台等项目，基本构建起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运维服务等“三位一体”的产业体系。人工智能领域通过实施凯泽科技人脸识别与图像处理产业园、重庆科大讯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语音云平台等项目，已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领域初步形成系统解决方案供给能力。智能制造装备领域通过实施川崎机器人、埃马克机床等项目，基本构建起完善的智能机器人研发、测试、制造、集成、服务体系。高端交通装备领域通过实施天骄航空发动机项目，实现了通用航空领域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进入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目录的车型77款，进入国家免征车辆购置税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车型168款。新材料领域通过实施华峰涪陵化工基地、华鞍钢宝利汽车板、鑫景特种玻璃、西南铝低残余应力航空铝合金、金世利航空钛合金等项目，已成为国内重要的MDI、己二酸、氨纶、玻璃纤维及制品等新材料基地。页岩气领域涪陵页岩气基地已形成100亿立方米年产能，单井成本由最初的9000万元下降至5000万元，永川、荣昌、綦江等其他区块页岩气勘探开发有序推进。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明显提升。2018年6月，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8.8%，比2015年高10.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37.5%。三是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上升。2018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7%；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7.25件，比2015年提高2.94件。目前，重庆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012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163家；重庆组建了轨道交通装备、物联网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10多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8024家、高成长性企业202家；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77家、众创空间307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平台81家。

　　对于当前重庆经济的变化态势我们必须要辩证看待。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重庆经济发展的这些变化，正是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体现，表明重庆经济正处于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三个回落”表明旧动能正在消退，这一过程必然带来阵痛。因此，当前也是重庆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阵痛期”。“三个明显上升”表明新动能已经积蓄力量并在逐步替换旧产能，这必将给重庆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当前正是重庆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机遇期”。

　　二、科学认识转型发展规律——没有经历真正的阵痛，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换，“阵痛期”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必经阶段

　　“三个回落”给重庆经济带来了阵痛。我们是否可以避免这种“阵痛期”呢？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其答案都是否定的。“阵痛期”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必经阶段。可以说，没有经历真正的阵痛，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换，经济增长就无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阵痛期”是由新动能形成的特征所决定的。著名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的创新理论表明，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是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结构、创造新的结构。创新是让过去的固定资产设备和资本投资过时、无效或贬值，通过创新产生大量新的资本来弥补这些贬值和无效。因此新动能形成和创新过程中往往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阵痛。

　　国内外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多都经历过增长“阵痛期”。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多次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阵痛期”。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长达13年的动能转换“阵痛期”才从“滞胀”泥潭中走出来。国内以转型较早的上海为例，上海在2010年开始控制无效投资，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历了两年多的“阵痛期”，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经济增速也由10%以上降为8%以下。2010年1-2月，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为21.0%；而到6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降为-2.0%。1-9月，这一数值降为-8.7%。2010年上海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0.3%。2011年，上海连续11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为负值。2011年全年增长仅0.5%。2012年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结束负增长历史。

　　国内大多数省份正在经历增长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大多数省份都先后开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2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为19.0%，2016年降至8.6%；2017年降至7.2%；2018年上半年降至6.0%。从省级层面看，除上海外的其他地区在2012－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在下降，下降速度最快的前十个省份包括辽宁、新疆、山西、黑龙江、甘肃、宁夏、吉林、福建、青海和河北。特别是，2016年辽宁和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63.50%和-6.90%；2017年，甘肃和内蒙古分别为-40.3%和-7.2%。

　　国内外经济增长动力成功转型的实践表明，投资增长走出“U”型格局是度过“阵痛期”的重要标志。投资增长呈现“U”型格局的基本逻辑是，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进行动能转换的初期，因控制无效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必然下降。随着动能转换的深度推进，新技术、新机器、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有效投资的增长，从而使投资增速再次提高。上世纪80年代美国投资增长率明显高于70年代。2012－2017年，只有转型较早的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不断增长。2012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72%，2017年达到7.20%。广东通过“腾笼换鸟”策略，在全国成为转型较早的地区。在2012－2017年，投资增速虽然有小幅度下降，但依然处于高位水平。2012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5.20%，2017年达到13.50%。从这一意义上讲，加大有效投资是度过“阵痛期”的关键之举。

　　三、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保持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和发展定力，沿着正确道路砥砺前行

　　当前重庆经济增长的回落，表明重庆正在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重庆正走在高质量发展的正确道路上。当前，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创新发展的路径，以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落脚点，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发展定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沿着正确的道路砥砺前行。

　　一是要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不走老路。我们要牢牢把握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重大判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确定发展思路和制定工作举措的根本要求，把发展的重心由主要解决“有没有”向着力解决“好不好”转变，防止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论英雄，防止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一时一地的增长，防止靠过度举债保增长的做法，防止搞短期行为。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战略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总之，我们要有战略定力，不能追求“速度激情”，必须深怀“质量情结”，不能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走出新路。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上走出新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上走出新路，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城市工作水平，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上走出新路，更加注重带头开放、带动开放，拓展开放通道，完善开放口岸，优化开放平台，壮大开放主体；在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上走出新路，在“建”“管”“改”上下功夫，努力把重庆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二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不走弯路。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当前，重庆应当抓住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不能走弯路。以美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增长的旧动能即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已经明显减弱，导致美国实体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水平下降。1973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5.3%；197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1.8%。这一时期，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企业倒闭、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都创出战后最高纪录。与此同时，还出现物价大幅上涨的局面。导致美国陷入“滞胀”的泥潭。1981年，里根政府基于供给学派观点，从供给侧推进改进，通过《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企业所得税率、资本利得税率，增加企业所得税抵扣；1986年，通过《税制改革法案》，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70%降至28%；将企业税由48%降至34%。这些举措，将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工程等先进科学技术转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才破除了长达十多年的“滞胀”危机。当前重庆应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三是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创新发展的路径不动摇，走出新路。根据今年第三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在其他行业增长都处在个位数或者负增长的状态下，只有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以30%以上速度增长。这说明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是当前发展的新方向。当前重庆要充分挖掘大数据智能化商用、政用和民用价值，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服务民生社会事业。具体而言，要立足现有优势和基础，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智能产业、智能制造、智能化应用“三位一体”发展格局。要着力壮大智能产业规模，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筑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要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服务广大社会民生，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扩大扶贫、就业、交通、生态环境等领域普及应用，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四是坚持以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落脚点不动摇，走共享之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要求，立足重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实际，对标对表国家和我市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新老问题，精准施策、持续用力，持之以恒实施民生工程、办好民生实事，实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便民设施服务”“文化体育惠民”项目，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李敬